五月的怀念：二姐

五月二十四日，是二姐过世七周年的日子。
　　说是周年，只怕是除了父母和我们做姐妹的，他人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
　　不曾想过遗忘，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再未梦见过二姐。慢慢地，淡散了她的笑容，淡忘了她的声音，淡漠了关于她所有的记忆，只有她长眠倚靠着的那棵松柏树，终年常青，不离不弃地陪伴着天堂中的灵魂和早已融入大地的一柸尘土。
　　当我再次来到她的墓前，那些有着她的欢笑和泪水的生活，裹挟着哀思呼啸而止。抚摸着墓碑上那张永远年轻飞扬却冰凉如水的笑脸，有什么划过了心房。一阵酸楚。
　　对于渐渐变得遥远模糊的二姐，我小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她。她长我八岁，很能干，在内洗衣做饭样样都能做得让人叹服，在外工作认真，与人为善人缘极好，只是个性尤为倔强。此时，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揣摩着写出二姐，但很大程度上无法触及到她灵魂深处的善良与美好。
　　我的童年较同龄人来说，是在父亲的宠爱之下泡在蜜罐里长大的。父亲工作很忙，大概一个星期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由于他的脾气暴躁，包括表哥表姐在内的孩子们每次见到他都会躲着走，如同老鼠见了猫。唯独二姐，敢和父亲对着干，敢说我们都不敢说的话，也因此挨了许多的打。有一次，我看见父亲拿着筷子狠狠地抽打她，她却倔强着不肯承认错误，默默地躲在门边的角落里哭泣了许久。可能是看姐姐们挨打太多，父亲的严厉，养成了我善于察言观色的个性，相对而言我比较能讨得父亲的欢心。我一直认为，二姐和大姐的年龄相差较小，她们之间关系很好，又都不喜欢我，是因为父亲最疼我。在那个经济贫困的年代里，父亲每天会给我一角二分钱和二两粮票吃早餐，我可以买两根油条或者买两块米粑，剩下的能坐在书摊上看几本喜欢的小人书，而她们只能在家里吃妈妈煮的面条，所以她们认为父母偏心，两人时常合伙排挤我欺负我。
　　从记事开始就知道二姐是个爱财之人，最深刻一次是我读初一的时候，爸爸出差到深圳，顺便到了中英街，带回来许多香皂和丝袜。那时候丝袜在内地属于稀罕物，相当时髦，一双及腿根的丝袜售价为一元二角，及膝的丝袜九角。二姐要了那几包丝袜，而后以每双高出售价一角钱的价格倒卖给我和大姐。大姐已经参加工作，自然是不会与她计较这些小事。彼时的我，已然是青春时期的少女，正是花季年龄，很是垂涎那美丽的丝袜，便勒紧了裤腰带不吃早餐积攒钱从二姐手中购买。此后经年，凡是爸爸出差买回来的东西，我都会强烈要求妈妈帮我保管属于我的一份，甚至会背后偷偷地对爸爸告小状说二姐的坏话，皆是出于对此事的耿耿于怀。
　　不过，就是这个爱财的二姐，在我学习的整个阶段，完整地充当了严父慈母两种角色的替换。上初中之后，我好像突然开了窍似的，对于玩乐豁然开朗。上课偷偷看小说，下课和同学疯逗打闹，放学了也很少按时回家，要么跑到同学家，要么邀一群同学到我家里去玩，还敢和男同学打架，成绩眼见就溜到及格线以下。爸爸很着急，二姐自告奋勇地请令由她来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惧怕二姐。因为她不会像妈妈那样说再不听话就怎么怎么收拾我，而是一旦我做错事，惹她冒火，她就会不管不顾揍我一顿，就好像驯兽师训练动物一样，孩子就是这么被训练成条件反射。见到她，我便不由自主地降低了说话的声音。其实二姐懂得奖罚兼并，时常用她工作所得到的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来诱惑我。为了得到一支钢笔、一个漂亮的红色胶壳笔记本好在同学面前炫耀，我会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才慢慢收了些心。后来，我所在的学校出了一桩桃色新闻，副校长带着一个女学生抛妻弃子私奔。在一个并不开放的年代，学校出现与学生有关的丑闻，令家长们和社会对学校产生了极度的信任危机，爸爸为了让我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就帮我办了转学手续到乡下寄读。每到周末有假可休，而二姐又不用上中班，她就一定会骑了自行车到学校门口等着我放学，带着我骑过七八公里路程回家，第二天再骑车送我返校。偶尔，会给我几角钱零花，嘱咐我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我窃喜，买丝袜的钱流回到了我的口袋。
　　真正懂得二姐对我的爱，却是在结婚生下女儿之后。爱人是从农村读书分配到省城的，谈恋爱时，我的父母不同意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他们组成浩浩荡荡的亲友团到单位来阻止我这场声势浩大的“恋爱”，二姐也在其中，却是唯一一个没有指责我的人，也是第一个调转矛头支持我的人。我看中了爱人的才华，执意嫁于他为妻。结婚时他家没有给一分钱的彩礼，婚事也是我们自己四处借钱以及妈妈给我的压箱钱才得以圆满。婚后第三年我怀孕，其间，公公婆婆以为我不能生育，着急得哭过好几次，太渴望儿媳妇为他们传宗接代。女儿出世前，公公说生了孩子他给一千元，本来是没有在意，但是在女儿出世后第二天，他到医院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着女儿睡的摇篮里扔了一千元钱，说了一句“我们农村人养女儿没用”，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令我尴尬万分。婆婆在我刚出院回到家便声称：一代人只能管一代人，孩子他们没法帮我带。我又气又急，哭着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二姐闻讯，用最快的速度在单位请了假，旋即到了我的家里，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些假期是她为了和姐夫出去旅游积攒下来的。她细心地安慰和照顾我和孩子，对我婆婆什么都不说每天视她为透明，到假期结束的时候，她软硬兼施，说得爱人连连保证会做父母的工作。事实上爱人一直对我很好，就是夹在父母和妻子之间不知道如何自处和协调矛盾，成了风箱里的老鼠。我的婆婆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她认为是我断了他们家的香火，坚持不带孩子。年轻的我很是记恨，公婆的绝情让我颇受打击，我暗自发誓，这辈子都不会让他们再见到孩子。没有满月，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每天晚上都是二姐和大姐轮流来照顾女儿。
　　也不知道是爱人做了工作还是公婆自己想通了，孩子慢慢大一点后，他们急切地想见我的女儿，我时常以没有时间为理由，拒绝见面。爱人有点生气，但争执起来，我会举例列证，他就只好偃旗息鼓毫无办法。二姐得知，责怪我不应该这么做。她告诉我，姐夫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个，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又没有工作，把孩子拉扯成人之后已是垂垂老矣。虽然二姐小家里的经济并不十分宽裕，她还是坚持每月给公婆二十元生活费，直到二老去世。二姐说一个女人出嫁之后，虽然不再像古代那么讲究三从四德，可必须要学会包容丈夫的一切，包括他家里人。受了二姐的影响，我开始尝试着去理解公婆，尝试着接受他们包容他们，很努力地做个好妻子好儿媳妇。自此，我与丈夫家的关系开始缓和直至融洽。而我的丈夫，也非常感谢二姐对我的引导，在姐夫没有工作的那段日子，他主动提出将姐夫安排到自己的公司，一直到姐夫重新被原单位安排到另外的公司。

自古红颜多薄命，太能干的女人也往往没有善果。回想起来发现二姐的一生很坎坷，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学校用水银为学生清除头虱而中毒，不得已将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剃了个精光，泛着青色的头皮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惨不忍睹一幕。我无法判断这次中毒事件是否给她以后身体状况埋下了隐患，但是，多年之后，拿到医生写的“高分化鳞状细胞癌”诊断证明后，我和大姐第一时间就是想到了此事。
　　二姐因为水银中毒的事不愿意再去学校，爸爸就找人安排她进了纱厂。在当时看来，能进纱厂的人必须属于又红又专之列，挺让人羡慕。其实，纱厂的工作很辛苦，三班倒，夏天就不去说了，到了冬天，晚上半夜要从暖和的被窝里钻出来，顶着泠洌的寒风骑自行车去厂里上班，不能请假更不得旷工。二姐任劳任怨在厂里做任何事都相当出色，从一名普通的挡车工做到车间的统计员，每年都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父亲离休之前，纱厂的效益已经开始滑坡，他用尽办法把二姐从纱厂调到了烟草公司，在烟草公司的那几年，是二姐一辈子中最为幸福的时光。



二姐的手很巧，同样的毛线别人织出来的没有看相，到了她手里编织出来的毛衣就是比别人手法要好，松紧有致，穿插着一些栩栩如生的图案，很是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为我织的一件洋红色的毛衣，很细的全毛毛线，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一直没有穿，偶尔翻开箱子看见，就有一种莫名地想流泪的冲动，这是二姐在世上最后的一件手工织品。就在她帮我织好毛衣后准备再为妈妈织毛裤时，已然病发住进了医院，这一住进去，便再也没有机会拿起针线。我还记得那是99年的秋天，一个周末，我回到家里，顺道带着女儿去了二姐单位。二姐夫被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之后，很不适应，便停薪留职出来，在二姐单位门口租了一个门面，做电器维修的小生意。那阵子，二姐刚刚将单位分到的福利房装修好，而她与姐夫的关系却不知道为什么紧张起来。快到姐夫门市部时，我听到很惨烈的哭声，那种哭声很碜，硌得人心慌，有点像哭丧。走进门才发现哭泣的人是二姐，大姐已经先到了那里，我问发生什么事，二姐断断续续边哭便诉说。原来，二姐夫有一段时间总喜欢扎私房钱，时常不好好看店铺跑到隔壁的干洗店里与老板娘聊天，生意很不好。这天，他将外套放在店铺的椅子上，人又到了隔壁老板娘那里神吹胡侃，也没注意到有小偷溜进来将他外套里的一千多元私房钱轻而易举地顺走了。二姐是个很节俭的女人，平日算计着盘算生活的各项开支，就在头一天，她让姐夫去批发一箱（十小袋）洗衣粉，姐夫却以买回去没有地方存放拒绝，转眼之间一千多元就在自己的地方凭空不见了。她不经意地哭诉中告诉了我们，她舌头上长了一颗瘤，伸出来让我们看。我虽然不懂医学，看到那颗菜花状的瘤，心里升起了一种不详的预兆，很是忐忑不安。大姐找到她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医生看过之后要求做切片检查，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就瞒着二姐对大姐说，估计情况很不好，从表面看就可以断定是恶性肿瘤，并且已经扩散。长在舌头上的癌，依靠舌头的咀嚼功能，会迅速滲入到淋巴走向全身其他的器官。果然，检查的结果像一个晴空霹雳，狠狠地打在了全家人的心里。
　　我很努力地避免说到二姐夫，但是又不能不提及这个人。也许是我逐渐长大成熟，家里遇到大事，往往拿主意的是我这个年龄最小的人。二姐的病情恶劣，治疗方案要如何制定，本应该是姐夫做主，可是姐夫对这件事显得很木然，全无主见。我、大姐、爸爸和他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决定对二姐隐瞒真相，送她去同济医院治疗。她的主治教授很快就拿出了手术方案：切除病灶，取出相应的淋巴结，视情况做放疗化疗。
　　手术那天，爸爸妈妈、大姐大姐夫、二姐夫、还有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守候在手术室门口。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半，所有的人没有吃过一口饭喝过一口水，不安地徘徊在医院手术室前的长廊。每出来一例手术床，我们都会争相往门口跑去，既盼望又担心。
　　穷此一生，我也无法忘记二姐被医生护士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模样：脸色惨白没有意识，一手上扎针挂着点滴，另外一手挂着血浆，左边颈部的淋巴被全部取出，整个脖子缠了厚厚的纱布，渗透出点点血迹，嘴巴因为长时间被扩张，暂时无法闭合，隐隐可以看到被切掉了三分之一后残留的舌头部分，神经性地颤动。我可怜的二姐一定很痛，亲人们的心随之更痛。谁都没有预料到手术会这么大，教授说手术很成功，取出了全部的病灶，并且清理得很干净，估计五年的存活率不会很低。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想的就是尽量延长二姐的生命，至少可以让她多陪伴自己的孩子。醒来的二姐默默地配合医生给她采取的任何治疗，做到放疗和化疗的时候，她已然了解自己的病情。我从来没有像佩服二姐一样去佩服某个人，除了在她离开人世之前拉着爸爸的手哭泣以外，我没有见过她流一滴眼泪。她知道病情后，为了不让我们太难过，顺从地接受安排。放疗化疗摧残着她的身体，看到她吃什么吐什么，吐完了再坚持吃，我悲哀地发现生命力一点一点从她的身体里流失，旁人却无能为力。手术过后仅仅两个月，刚做完放疗的二姐突然发病，脖子上再起了大大小小的肿瘤五六个之多，我很恐惧，失了主张。再次送到同济，医生说已然扩散，最好是转肿瘤医院治疗，却又用针扎破了肿瘤之处，取液体做化验。待二姐转入肿瘤医院时，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被扎破的地方因为癌细胞的缘故致使皮肤无法愈合，慢慢地长成了一堆有两个拳头合拢大小的菜花状肉瘤，极为恐怖。她的整个面部变了形，随后无法进食，发展到最后，医院就放弃了治疗，劝家属送她回家，听天由命。
　　二姐生命倒计时的二十几天里，是依靠针剂来维持身体的基本需要，因为封喉连流质的食物都无法进，亦不能发音，有需要的时候，便是拿个搪瓷的茶缸在床边敲打，要说话也是用颤巍巍的手摸索着写下来，她身体的机能在迅速衰退，直至有一天，大姐的同学在为二姐打针时发现找不到血管，便劝我们放弃，不如让她安静地离开，生命对于二姐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折磨。第三天早上，二姐自觉要离开人世，便让姐夫打电话给爸爸妈妈，闻讯而至的爸爸一把握住了二姐的手，她流着眼泪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哑着说了一句：“如果有来生，我再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说完，她留恋地看了看她亲手布置的家便撒手而去。

第一次，有至亲的人离我而去。我木然地望着那一个逐渐变凉的身躯，一片空白。
　　出殡的那天，原本一直是艳阳高照的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苍天也在为这个不幸女子哭泣了吧。在殡仪馆的追悼大厅，二姐单位的同事为她宣读追悼词时，我四岁的玲珑的女儿紧紧地贴住二姐的女儿站在一起，女儿穿了一件白色的花边衬衣，外面罩件黄色的小坎肩，胸襟上别了一朵小白花，不知何故，她居然粲然一笑。幼小的女儿是不知道生离死别之痛，还是对着二姐的芳魂在微笑呢？
　　年迈的父亲差点倒在了追悼大厅，他用后来的时间一直在懊悔没有能好好地疼爱二姐，自此，父亲的脾气好了很多。我和大姐到二姐办公室清理遗物时，看到一张姐妹三人的合影，那是她手术前，在同济医院门口照的。想必是手术过后上班时，带到办公室去的。很少迷信的我突然深深地指责起自己来，为什么要在医院门前留影呢？
　　照片中的二姐依然美丽，可那样的美丽却永远定格在她年轻的36岁里！
　　头七，我看到二姐分别写给单位领导、姐夫和她女儿的信。她请求单位的领导在她死后，安排姐夫顶她的名额到公司上班以解决后顾之忧；拜托姐夫要好好对待我的父母，替她帮二老养老送终；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好好成人。读着信，我失声痛哭，不知道这些信是她什么时候悄悄写下的，不知道她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痛苦和难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是如何的悲苦难忍，对死的恐惧，对生的留恋。
　　二姐满七之后，她所在的单位领导经过研究之后，同意满足二姐的遗愿，安排了姐夫到了烟草公司办公室工作。只是，二姐不知，她入土不到两个月，那个被我叫做姐夫的男人，就开始了下一段感情。半年之后，二姐辛辛苦苦装修好的房子，便迎进了新娘。

五月二十四日，是二姐过世七周年的日子。
　　说是周年，只怕是除了父母和我们做姐妹的，他人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
　　不曾想过遗忘，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再未梦见过二姐。慢慢地，淡散了她的笑容，淡忘了她的声音，淡漠了关于她所有的记忆，只有她长眠倚靠着的那棵松柏树，终年常青，不离不弃地陪伴着天堂中的灵魂和早已融入大地的一柸尘土。
　　当我再次来到她的墓前，那些有着她的欢笑和泪水的生活，裹挟着哀思呼啸而止。抚摸着墓碑上那张永远年轻飞扬却冰凉如水的笑脸，有什么划过了心房。一阵酸楚。
　　对于渐渐变得遥远模糊的二姐，我小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她。她长我八岁，很能干，在内洗衣做饭样样都能做得让人叹服，在外工作认真，与人为善人缘极好，只是个性尤为倔强。此时，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揣摩着写出二姐，但很大程度上无法触及到她灵魂深处的善良与美好。
　　我的童年较同龄人来说，是在父亲的宠爱之下泡在蜜罐里长大的。父亲工作很忙，大概一个星期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由于他的脾气暴躁，包括表哥表姐在内的孩子们每次见到他都会躲着走，如同老鼠见了猫。唯独二姐，敢和父亲对着干，敢说我们都不敢说的话，也因此挨了许多的打。有一次，我看见父亲拿着筷子狠狠地抽打她，她却倔强着不肯承认错误，默默地躲在门边的角落里哭泣了许久。可能是看姐姐们挨打太多，父亲的严厉，养成了我善于察言观色的个性，相对而言我比较能讨得父亲的欢心。我一直认为，二姐和大姐的年龄相差较小，她们之间关系很好，又都不喜欢我，是因为父亲最疼我。在那个经济贫困的年代里，父亲每天会给我一角二分钱和二两粮票吃早餐，我可以买两根油条或者买两块米粑，剩下的能坐在书摊上看几本喜欢的小人书，而她们只能在家里吃妈妈煮的面条，所以她们认为父母偏心，两人时常合伙排挤我欺负我。
　　从记事开始就知道二姐是个爱财之人，最深刻一次是我读初一的时候，爸爸出差到深圳，顺便到了中英街，带回来许多香皂和丝袜。那时候丝袜在内地属于稀罕物，相当时髦，一双及腿根的丝袜售价为一元二角，及膝的丝袜九角。二姐要了那几包丝袜，而后以每双高出售价一角钱的价格倒卖给我和大姐。大姐已经参加工作，自然是不会与她计较这些小事。彼时的我，已然是青春时期的少女，正是花季年龄，很是垂涎那美丽的丝袜，便勒紧了裤腰带不吃早餐积攒钱从二姐手中购买。此后经年，凡是爸爸出差买回来的东西，我都会强烈要求妈妈帮我保管属于我的一份，甚至会背后偷偷地对爸爸告小状说二姐的坏话，皆是出于对此事的耿耿于怀。
　　不过，就是这个爱财的二姐，在我学习的整个阶段，完整地充当了严父慈母两种角色的替换。上初中之后，我好像突然开了窍似的，对于玩乐豁然开朗。上课偷偷看小说，下课和同学疯逗打闹，放学了也很少按时回家，要么跑到同学家，要么邀一群同学到我家里去玩，还敢和男同学打架，成绩眼见就溜到及格线以下。爸爸很着急，二姐自告奋勇地请令由她来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惧怕二姐。因为她不会像妈妈那样说再不听话就怎么怎么收拾我，而是一旦我做错事，惹她冒火，她就会不管不顾揍我一顿，就好像驯兽师训练动物一样，孩子就是这么被训练成条件反射。见到她，我便不由自主地降低了说话的声音。其实二姐懂得奖罚兼并，时常用她工作所得到的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来诱惑我。为了得到一支钢笔、一个漂亮的红色胶壳笔记本好在同学面前炫耀，我会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才慢慢收了些心。后来，我所在的学校出了一桩桃色新闻，副校长带着一个女学生抛妻弃子私奔。在一个并不开放的年代，学校出现与学生有关的丑闻，令家长们和社会对学校产生了极度的信任危机，爸爸为了让我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就帮我办了转学手续到乡下寄读。每到周末有假可休，而二姐又不用上中班，她就一定会骑了自行车到学校门口等着我放学，带着我骑过七八公里路程回家，第二天再骑车送我返校。偶尔，会给我几角钱零花，嘱咐我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我窃喜，买丝袜的钱流回到了我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