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站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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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站忆旧禾豆
十几年前的杭州火车站像座古香古色的庙宇，整日上车下车的旅客如同来奉香火的香客川流不绝，这份景观应该与杭州城的古老与闻名天下相关，一座风景如画的千年古都加上天下无双的西湖的陪衬，终究连火车站也修得如此典雅了。但作为常回故里的游子，我更喜欢的是车站对面那一片古老街路、弄堂。我姑婆家就在离火车站一箭之隔的直国牌弄上，我清楚地记得，弄堂外面有间“徽州面馆”，是老字号的国营饭店，木结构的店铺外观同其名字一样充满沧桑，走上楼去，要一碗肉丝面，几碟杭州小菜，一大杯烫热了的绍兴酒，无论何方来客，有多少旅途上的疲劳困顿，都尽会消除。姑婆家就在徽州面馆身后，也是一座木板房围成的院子，不过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板壁已被烟火熏成褐色，走进两扇木门，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有两个小小的花坛，里面种着几枝斑竹，几丛花草，坛边长满青苔，有两块太湖石像石笋一样插在花圃内，迎面就是她家的堂屋，因为太老，四周墙上都长年贴着墙纸，地板裂缝也是补了又补，只有正面一张八仙桌和一块镜子始终被擦得油光锃亮而显示出了生气。每到杭州，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当我风尘仆仆敲开姑婆家的门，走进厅堂放下行囊，姑婆或姨娘们就立刻会冲一杯“旗枪”递过来，浓浓的茶香，淡淡的茶涩，喝进肚里，方感觉到家了！夜里入宿则要随着主人三拐两拐，拐到后面一间小房间，那里一张床加一张桌，铺盖干燥又温馨，主人早已焚起一支檀香，杳杳淡香伴我入睡，经过了长途奔波舟车劳顿，就一下子进入梦乡。醒来天已大亮，才发现这后屋外面依然有个巴掌大的小天井，只有穿过方寸之地，才能进前屋，这种多重结构的套屋，也是杭城老式人家的特点。
早上，全家人都集中在前院的大天井里漱洗收拾，除了自家一个水笼头外，舅舅们还不断用皮兰球做成的吊桶，从弄堂里的古井里提水回来用，那些井是宋代修的，巧小坚实，石头雕成的井台里一年到头总是盈盈的一眼水。用过的水可以浇那些盛开的杜鹃，夹竹桃和青翠欲滴的竹子，而这时候，在天井旁搭建的厨房窗口，已飘来姑婆烧小菜和煮泡饭的清香了。
平日里的黄昏，也是一家人聚齐在厅堂最多的机会。夏天天长，若是吃罢晚饭无事可做，大家推开碗筷会门里门外人手一杯茶说着那些街上，单位发生的新鲜事，那茶是滚热的，水是弄堂里老虎灶上买来的，几毛钱一暖瓶，姑婆家案头常年摆满了这些暖瓶。若是冬天日短，外面早早就黑了，家里人就会围座在厅堂里一只炭火盆前，烤着山核桃和五香瓜子花生，说着里弄人家的“杭城夜话”直到更深。那天实在寂寞了，还可以跑到徽州面馆前街上的铁路文化宫去看电影，那是这一带街上唯一可消遣的去处，那时候电影还很受欢迎，散了场满街都是人。那些卖小吃的摊贩把这时段的生意做得很红火，沿街的叫卖声直至深夜。
因为离车站近，所以乘车也很方便，每当要离去时候，姑婆就会上隔壁在车站工作的阿姨家去说一声，托她买张车票。然后，我就消停稳重不慌不忙，直等到临开车前十分钟，才去车站，上了车还要好些时间才开。如今，在城站的日子如同落日溶金一般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了。姑婆家是在90年代末随着整个城站大拆迁而搬迁的。那次拆迁是杭城车站根本性的战役，拆迁前，沿城站向外，所有周边的老街路、老房子，上面都写着一个个大大的“拆”字，人去楼空的破败景象，使人看了格外凄凉悲切。那一带的居民都搬到离城站很远的新建小区去了，姑婆家被迁到一个叫“三里亭”的地方，一家十余口人分住到几个单元，新房子要比旧房子漂亮干净得多，晚上无事，一家人坐下来搓麻将看电视，关起门再也听不见外面的吵杂声，但姑婆和舅、姨们仍然思念城站，思念老房子。逢年过节，一大家人在姑婆独住的那个小单元里团聚的时候，回忆得最多的就是在城站的生活：“我们在城站的时候如何如何……”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我知道，城站的旧居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永久的历史了。1999年早春一个雨雪交融的日子，我和二舅打着伞走过城站老宅外面，只见一台台堆土机在雨雪中开向那些最后的残垣断壁，至此，城站的老街终于彻底消失了。背后，是一丛新竖起的楼群，那是新建的杭州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