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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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励志故事：考琳·麦卡洛谛听“荆棘鸟”的歌

作者:牛犇

不幸的童年

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考琳·麦卡洛的童年就充满了不幸。

1937年6月1日，考琳·麦卡洛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部的威灵顿，12岁移居美国前，与家人过着不断迁徙、极为贫困的生活。父亲曾是优秀的英国越野跑比赛冠军，后来以农业工人的身份从爱尔兰来到澳洲，沦为砍甘蔗的流动工，脾气火爆;母亲则性格冷漠，不喜言谈。他们夫妻关系并不和睦，充斥着争吵和欺骗。后来，父亲去世时，他们才知道父亲在外面至少有两个情人。“我的父母彼此都讨厌对方。”麦卡洛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的一次采访时回忆道，“我的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母亲也不太明智。但他们始终不离婚——这真是个大问题。”或许，正是受到父母不幸婚姻的影响，麦卡洛在其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爱情悲剧。而父亲在澳大利亚经济萧条的日子里，带家人颠沛流离、四处谋生的亲身经历，使麦卡洛对爱尔兰后裔的苦难遭遇有更深切的体会，这些在她的作品里多次呈现。

麦卡洛自幼好学，嗜书如命，5岁就开始写诗、讲故事、学画画，然而，在不幸的家庭中长大的她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分歧颇多的父母在对待麦卡洛求学这件事上的意见却是空前一致——他们都希望她不要上学，早点儿成为家里的劳动力。父亲还曾讥讽她“又胖又丑”，“永远嫁不出去”，“只能做个洗衣工”。

幸好，麦卡洛还有个弟弟卡尔，两人感情很好。每每被父母责骂时，他们就相互慰藉，无聊时，彼此讲故事消磨时光。但是，卡尔在25岁时溺水身亡。时隔几十年，麦卡洛说自己依然悲痛得无法提笔来回忆弟弟。

大器晚成的作家

麦卡洛最初并没有想当作家，她本科是在悉尼大学攻读医学，因对药皂过敏不得不放弃医生这份职业，转而研究神经生理学，并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研究实验室工作。也正是在那时，她开始萌生写作的愿望：“我二三十岁时突然在脑海中看到了自己70岁时的样子：住在寒冷逼仄的小房间，房间里只有冷水和60瓦灯泡，而我还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这画面刺激了麦卡洛，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尝试写作。1974年，她的第一部长篇作品《提姆》在美国出版，这本罗曼史小说很快被拍成电影，使她一夜之间名利双收，在文学道路上正式迈出了第一步。1977年，麦卡洛在构思4年、进行大量调查工作后的呕心沥血之作《荆棘鸟》出版。该书被欧美评论家誉为“继《飘》之后最成功的家世小说和爱情传奇”，不仅在美国迅速走红，成为十大畅销书之一，而且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国际畅销小说”。这一年，麦卡洛正值“不惑之年”。

若单就走上文坛的年龄而言，麦卡洛可谓“大器晚成”，但谁也不能否认，文学创作的火种在她很小时就已经播下，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摒弃的东西”。

抗争命运的“荆棘鸟”

回忆考琳·麦卡洛及其作品，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荆棘鸟》，并对那个著名的开头念念不忘：“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所有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上，便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最深痛的巨创来换取……”

作为女性作家，麦卡洛对女性情感及心理活动有着深刻的感悟。她在《荆棘鸟》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众多女性形象，她们如同一颗颗晶莹闪亮的珍珠，使这部小说熠熠生辉。克利里家族三代人中的四位女性——祖母菲奥娜、姑母玛丽·卡森、母亲梅吉和女儿朱丝婷的个性和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是，在共同的女性命运面前，她们表现得自尊而勇敢、叛逆而坚韧。在澳大利亚这个曾经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为了追求自身的解放与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大胆突破种种束缚，哪怕要付出像“荆棘鸟”一样在痛苦中歌唱着死去的代价。

追寻自我的“移民者”

“文学离不开土地。”作为一名年幼就移居美国、年过四旬才回归故土的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有着浓厚的“本土情结”和“爱尔兰民族情结”，她既对爱尔兰悠久的文化传统深感自豪，又为爱尔兰长久以来遭受的殖民统治及其给爱尔兰人民带来的痛苦深感遗憾。因此，她笔下的多部小说都是以殖民主义为时代背景。不过，对殖民主义的痛斥和鞭笞并不是麦卡洛的最终目的，因为在她看来，“被拋弃”的移民者在身份上的无处归依和模棱两可，才是殖民主义带来的最大恶果，于是，对身份的追寻和确认成为其作品的真正用意所在。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麦卡洛前后创作的3部以澳洲移民者为主体的小说，恰好对应了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涵盖了3种不同的移民身份：《摩根的旅程》里的故事发生于1775年至1793年，讲述的是以“摩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第一代移民，因生活所迫成为流放犯后对家园救赎性皈依的追寻;《呼唤》里的故事发生于1872年至1920xx年，主要讲述了以金罗斯为代表的英裔移民对重建“理想家园”的追寻;《荆棘鸟》里的故事发生于1920xx年至1969年，讲述的是以克利里家族为代表的爱尔兰裔移民对自我身份及家园的探寻。从整体上看，3部小说是对英帝国在澳洲殖民史的一番梳理。

可以想见，长期移民在外的麦卡洛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感与代入感。她笔下那些富有诗意且兼具苍凉悲壮之美的环境，那些荒蛮广漠，那些时而发生的热带风暴和草原火灾，不仅使读者体会到浓浓的澳大利亚风情，更使她在陌生世界漫长的闯荡中，回到原本熟悉的文化环境，延续自己的本土身份。

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励志故事：一辈子只愿做两件事

作者:安琪

这个80后北京男孩，不会用电脑，不会打游戏，也不会用新款智能手机。这些年来，他的生活只被两件事占据，一是画画，二是用卖画的钱做野生动物保护。

不懂高科技，更愿与自然为伴

为了去云南香格里拉拍摄野生动物，李理和同伴去买了十几万元的拍摄器材，突然他想起自己的手机坏了得买个新的，于是拿着相机走进手机店，“给我拿个最便宜的，能打电话、发短信就成。”最后李理买了一个300元钱的手机，老板直纳闷，“您拿着这么贵的相机却买个300块的手机，真逗。”

不光对时尚手机不感冒，80后的李理对所有高科技的东西都敬而远之：不会用电脑，不会打游戏。但他对所有的拍摄器材都很精通，在野外能熟练地安装和使用这些设备。

李理于20xx年创办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到现在已经有了3个分站，他买了5辆车，有12位工作人员和64位正式志愿者。想成为他们的志愿者并不容易，需要4年以上的相关工作资历，若干小时的大事件参与经历，经过大量的培训和资格考试，才可以被正式批准成为志愿者，得到一套专业的美国丛林迷彩服。

所有的经费都由李理从卖画的收入中支出，除了在20xx年得到一笔10万元的福特基金和20xx年得到另外一笔基金资助外，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资助。福特基金的负责人告诉李理，他仍旧可以申请福特基金，因为他们对黑豹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印象非常深刻。当年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评价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运作很规范，志愿者、成员、站员在管理上都很正规，我们对核心成员保持一份敬意。”

李理说他不会再申请了，因为现在他的画卖得很好，资金来源已经不成问题，应该把机会留给其他有需要的组织。

撞了南墙还要把墙撞倒

李理5岁接触绘画，从此便痴迷上了。初中时，在他自己的坚持下，终于说服了父母同意他退学回家，专心学习绘画。之后，李理考上了西安美院附中，后来又被保送入西安美院。走自己感兴趣的路，这下能安分了吧?可不到一年，李理又做出一个决定：退学。

“我看到大二、大三的学生还在学我10岁以前学习的课程，我就想看来没必要在这里待下去了。”父母希望他好歹拿到大学文凭，毕业后好找工作。李理仍坚持己见。大学老师说他：“人家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你是撞了南墙还要把墙撞倒继续往前走。”

小时候因为画画需要素材，加上贪玩，李理学会了各种捕鸟方法。退学回到北京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著名环保人士郭耕，“当时郭老师拿着小喇叭给小学生讲课，讲环保。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尊重生命，不破坏自然环境。”之后，李理不但扔掉了自己的全套捕鸟工具，还一直想为保护自然环境做点什么，这个念头成就了现在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

刚开始几年，李理带着几名环保志愿者跑到北京房山区的山里、村里发传单，告诉当地人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但老乡们并不买账，“你们跑这么远的路来到我们山里，就给我们发几张纸，图啥呢?再说这些鸟净偷吃我们的粮食，为啥要保护它们?”

刚开始的确很难。家里人不理解，周围的朋友不理解，没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去问别的做野生动物保护的组织，人家把他们当成瞎胡闹的小屁孩，根本不搭理。有时在大雪天，躺在帐篷里，一群人冻得缩成一团时，李理总会想：“图啥呢?”

好在倔强的李理再次扛了过来，而且他发誓，要挣到足够多的钱，不让大家再这样落魄地做下去。

李理开始开店卖画，后来又成立了工作室。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画很受肯定和欢迎，“我真没想到，原来钱这么好挣。”后来他又一股脑开了3家店。资金有了，李理为队里不断添置设备：相机、专业镜头、摄像机、监测系统、巡护系统等，保护点也一个个建成，并在各个保护点派人24小时看守，又请来专业人士做培训。

从郊区一日游到专业化管理

20xx年，李理和他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找到了组织”，加入了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这个协会在全球64个国家展开工作，黑豹作为该协会在中国的一个下属支队，主要负责北京乃至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调查研究、拍摄记录、宣传考察、救助等工作。李理说，能被WCS“收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方看重的是他们的专业性和这些年来对野生动物保护始终如一的热情。

对黑鹳的保护是李理从保护站创建伊始就一直在做的项目。“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保护拒马河当地的标志性种群黑鹳。”在他们的守护下，濒临灭绝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黑鹳的数量从原来的三四只增长到了41只。

中国首例扬子鳄放生、东北虎调查研究、追踪西藏藏羚羊迁徙、宣传保护神农架的金丝猴和云南的大象……都是他们做过的项目。

李理现在的团队成员很固定，每次跑野外都非常辛苦，但团队中没有一个人喊累。大家工作多年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成员中有6位毕业于农大、林大。组织中的分级管理方式和志愿者考核办法是李理在20xx年的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也借鉴了不少国外模式，“曾经我这儿的志愿者流动性很强，很多人把这儿当成了郊区一日游，耗费了我们不少精力和时间。现在进来的门槛高了，反而队伍很稳定。”李理说。

想好咱再领结婚证

李理一年中有半年是在山里的保护站度过的。所以在结婚前，李理就给妻子打了“预防针”。

他们在一次拍摄活动中相识，女孩中戏毕业，两人交往顺利并自然地谈婚论嫁，在准备领证的前一天晚上，李理告诉女孩，他想和她好好谈谈。

“我告诉她，我的后半生将会是这样的：首先我是个没工作的人，我不挣有数的钱，也不会去上班。其次我今后的生活和野生动物保护分不开，我的收入大部分会用到那上面，交给家里的钱顶多占20%。最后我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陪你，黑豹工作站和画画会占据我大部分时间。”女孩微笑着点头答应，这本是她意料中的生活。“成，那明天去领证。”李理放心了。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李理有空的时候喜欢去菜市场，那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一来就会买很多菜，把后备厢塞得满满的。团队在野外工作时拍的视频他不敢给妻子看，在悬崖峭壁上拍摄，虽然有英国的专业老师培训，但毕竟有危险。在家时，妻子在楼下忙着自己的工作，李理就在楼上的画室创作。这时的他，字古山，号木月，是个职业水墨画家，他还给他的画室取名“野兰堂”。

十几年来，李理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上的钱已超过200万。现在3个保护站每月的常规支出至少要6000元钱。李理说，他从来不买名牌服装，也没有其他奢侈的爱好，有时间就喜欢在野外树林里、田野上走走，觉得心里很踏实，生活很美好，“很多人问我有什么长远的规划，我说没有，我的目标就是黑鹳数量继续上升，它们还在我的头顶盘旋，天鹅还能跟我这么近地在一起睡觉，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励志故事：上帝握着我的手

作者:贺少成

余秀华红了。带着不同的人加诸的不同标签，她摇摇晃晃地，从湖北横店村出发，到北京，到成都，到昆明，到杭州……穿过大半个中国，口齿不太清晰地，吟诵自己的诗歌。

诗歌会改变她的命运吗?她说：“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尽兴。”

命运会在她的世界里绽开漫天烟火吗?她说：“我心孤独，一如从前。”

世界向她敞开了一扇门，而她，怀念的却是来时的地方：“横店浓郁的气息在我骨骼里穿梭，油菜花浩浩荡荡地开着，春天吐出一群群蜜蜂。”

一

去横店村的余家，要从石牌镇贺集街道的乡村公路转到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再转到一条泥土路来。南方多雨，一旦下雨这条路就泥泞不堪。从去年底开始，停在余家门前打谷场上的豪车突然就多了起来。记者、粉丝、当地或从外地赶来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云集在余秀华家中。

一拨又一拨人拥到这里，好奇地打量余秀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伤与痛，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网络上，更是有无数人从各种角度去解构、剖析她的诗歌。就连发掘余秀华的“伯乐”、《诗刊》编辑刘年也认为：“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面对“拯救诗歌和文坛”的赞誉，余秀华觉得“太不靠谱”。她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把我弄得太夸张了不好。”

但扑面而来的热浪，炙烤和灼烧着余秀华：访谈、签售、讲座、出席活动……余秀华从未迷失，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公众对她的热度，就像爱情的保鲜期，过不了半年。然后她会回到横店村，回到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所以，余秀华不觉得自己与诗坛和文坛有什么关联。甚至她觉得写诗，也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至于别人从诗中读出了什么，跟她无关，她不在乎。

对余秀华来说，选择诗歌作为情绪出口的原因很纯粹——因为脑瘫，她只能用右手使劲按着左手写字，诗歌字少，排列起来简单，写起来更容易。

余秀华口中的容易，在记者看来也并不容易——当她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对她影响较大的作家“博尔赫斯”的名字时，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力透纸背”——记者采访本上的纸张，都被她划破了。

二

1976年3月，由于出生时倒产缺氧造成脑瘫，余秀华的人生路，注定从一开始就要比别人艰辛。

“不知道流了多少泪!钟祥、武汉，甚至是北京，全国各地的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在余家的院子里，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一边洗衣服一边说。

“那时她都已经很大了，还张着两个膀子走路。”周金香的语气虽平淡，却充满酸涩与痛楚。

在家的日子，余秀华更多的是与家里的鸡、狗和兔子为伴。她不太出门，即使有同学聚会，她也从来不参加。“他们是一帮的，我跟我自己是一帮。”余秀华说。

一句话轻轻带过的背后，肯定隐藏了无数故事。但被问起求学过程中的细节时，余秀华却逗弄着身边的小狗打起了“太极”：“我记忆力很差，都不记得了。”

有些事选择遗忘，但有些事，余秀华却镌刻于心。

因为身体上的不便，她1983年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比同龄人晚了一年;由于字写不好，1984年，留级;1990年—1993年，上初中;1993年—1995年，上高中;然后辍学。

其实从一开始余秀华就知道，她的身体，她所在的横店村，都是她无法跳出的“龙门”。但她不甘心。

初中毕业，她并没有考上高中。她自己一个人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长要求读书。校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个说话不太清楚、走路摇晃的女生，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把你爸爸喊来。”

凭着这股执着和倔强，余秀华上了高中。但两年后，她又自己退学，原因很简单：不想上了。任性而去，恰如任性而来。

辍学后，余秀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2岁的四川男人。

三

爱与恨，在余秀华的世界里从来就浓烈而鲜明。这或许是因为，伤痕从小时候起就烙在了她身体里、刻在她心上。

为了解救余秀华的苦难，余秀华的父母曾一度向神佛寻求救赎。得到的答案是前生作孽，今世受罪。从小时候起，余秀华就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个坏人，这让她的童年充满了异常沉重的恐惧感。

上中学时，余秀华曾试图割腕自杀，被救下后，伤疤凝结成了她日后诗中的“胎记”。

一直到长大结婚，余秀华也没有寻找到她想要的那种安全感。相反，“两个人完全碰不到一块去”——丈夫看见她写诗就烦，而她看到丈夫，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余秀华没有将这段婚姻归结为命运，她像小时候一样，将“原罪”归结到自己身上：“怪就怪我自己太有想法，太有自己的主见，怪我不好。”

为了活下去，她曾经到钟祥所属的荆门市跟别的乞丐学习乞讨，她甚至为此专门买了一个碗。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歌《在荆门的一天》中。

说起女儿乞讨的经历，周金香无法自已地捂着脸啜泣。余秀华只是在一边倔强地笑，连声音里的哽咽都不太明显：“活着嘛，总是要自食其力的。但我会站着要饭，不会跪着——我不会下跪，真的做不到。”

没有人比余秀华更理解站着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在父亲余文海的记忆里，女儿在小时候，家里一有客人来，她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像是要给别人证明什么。

余秀华学走路时，拄了两根拐杖。后来别人说她拄拐杖不好看，于是她扔掉了一根。结果别人还是说不好看，她就把另外一根也扔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现在。

身体离开了拐杖，心却从未远离过。余秀华成名后，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

“经历了那么多，不写诗怎么办?诗歌就像一个朋友，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有它。”余秀华说。

四

1995年—20xx年，余秀华在村口开起了小卖部，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就算大吉，她归结为自己“性格不好，不会做生意”。

20xx年，余秀华出了一次远门——去浙江温州打工，在一家工厂撕膜。结果父亲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负，把她叫了回来。打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都没拿到。

出名后的余秀华，首先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善。湖南文艺出版社已给她出了25000册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月光落在左手上》，销量已超过10万册。按照合同，她最起码也有20多万元版税收入。

余秀华从来没想过靠写诗挣钱。20xx年，她的诗第一次刊登在当地的《钟祥日报》上，最后拿到的是6元钱稿费。但她的家人，甚至不知道她有靠诗歌挣稿费这回事。

在余秀华出名之前，“版权”这个词对余文海来说非常遥远。甚至余秀华开小卖部时写诗歌的手稿，也被他拿去当废纸卖了，这让他后悔不已。

余秀华对此倒是看得很开，她用诗一样的语言“悼念”那些未见天日的诗歌：“天才就是要被卖的，不被卖就没有天才。”

五

对于所有的活动和邀约，余秀华说自己无所谓喜欢或不喜欢。就像前半生她抗争、呐喊过，但最终还是选择承受一样，对于现在的变化，余秀华选择和命运两各相安。

发掘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让她安静地写诗;而出版她诗集的出版社，又要她尽可能多地出席活动，推动诗集销售。余秀华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她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但余秀华不时地怀疑外界对她的关注。在杭州时，她曾经问读者：“你们是真的喜欢我吗?”

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后，在骨子里，余秀华还是希望别人喜欢她的诗歌，喜欢她这个人。所以，无数次采访、无数个活动，即使她觉得被冒犯，她也只是在言语上不留情面，在行动上，还是尽量配合。

就像记者蜂拥到她家采访时，请她现场作诗，尽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诗，但她还是在众多记者面前写出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

余秀华想借机表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己的心都是安静的。

昆明有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她关注脑瘫儿童，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觉得，就算别人借用她的名气或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只要能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不被命运眷顾的人，就是值得的。

六

无数的快递、信件，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涌向横店村。

有空的时候，余秀华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里，拆那些来信。信里有的将她的诗歌谱成了歌曲，余秀华看得哈哈大笑;有的是寄来诗歌请她赏鉴，余秀华嘟囔着说看不懂;还有的给她寄来了诗集和书籍，希望她的诗歌创作能更上层楼。

今年大年初一，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专程从北京赶到余秀华家，不为别的，只为看一眼这位女诗人。这让余文海异常感动。

有粉丝来看她时恭维她是天才诗人，余秀华会反驳：“我是什么天才?有人打了十几年麻将，我不过是写了十几年诗!”

认真的时候，余秀华也会和粉丝深入交流诗歌创作。有人问她，每次写诗是不是都需要灵感?她说，越是没有灵感时越要写，每天笔耕不辍，才能保持诗感。

还有粉丝来看余秀华时，对她的诗和她的处境都表示理解。余秀华嘴上虽然在附和，但回过头却不以为然：“其实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构成的。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别人的理解对我也是一种负担。”

七

尽管觉得孤独是自己的影子，但余秀华还是愿意感谢那些生命中的遇见，并奉上她全部的热忱：“去北京，总感觉是回家，《诗刊》在那里，刘年在那里，出版社在那里，杨晓燕在，范俭在，董路，天琴……这些名字让我心疼，让我短暂依偎。”

柔软和坚硬，余秀华一直用她的两面示人。

然而最真的一面，她永远只留给诗歌的世界。

辛弃疾、海子、雷平阳……古代到现代，死去的到活着的，余秀华会用诗歌的方式，向自己最爱的几位诗人致敬。

对于不爱，余秀华也会直抒胸臆。说到北岛、舒婷，她说她并不喜欢他们的诗;说到韩寒、郭敬明，她说他们是小屁孩儿，她没读过他们的东西。

余秀华拒绝管住自己的嘴。她说自己的出名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件，最多不过是被“打回原形”。

这也许就是在诗中，在自己构筑的现实中，余秀华的情感表现得那么浓烈而奔放的原因。

肆无忌惮的背后，或许是永不能抵达彼岸的落寞。就像余秀华说过的，高跟鞋、烈焰红唇都是她心目中性感女人的符号，但她从未去尝试过，因为她能分清现实和梦想的差别。

余秀华评价自己：思想浅薄、语言粗俗，一个“庸俗到清纯”的人。

她不明白，自己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靠着写诗红遍了大半个中国。“上帝握着我的手在写诗，但是我不知道在写诗。”她说。